即使是绝对的内循环，也不等于创新的停滞。毕竟，截至当前，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内循环经济体。因此，真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内循环也可以产生重大到改变世界的创新？个人计算机的诞生，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即使这些看法是基于单案例的。如果说电子计算机产业的历史，可以直接溯源到查尔斯·巴贝奇的分析机，不得不提阿兰·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时与冯·诺依曼的“邂逅”，那么，个人计算机则几乎可以说是在美国内循环中诞生的。《硅谷之火》描述的个人计算机从0到1的过程，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从历史的进程看，是美国计算机产业的一次“分蘖”。它让电子计算的应用领域从国防、科研机构、商业机构扩展至家用、个人；在商用领域内部，它从财务等部门的计算工具变成了各个部门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因此，这个内循环中的创新，是以美国计算产业完备且领先的优势为土壤的，“新物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从旧世界中涌现出来的。例如，正如《计算机简史》所说，冯·诺依曼设计的“存储程序计算机”，“奠定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计算机的基础”。其次，个人计算机所需的关键部件已被研发出来，尽管还很粗陋，离大众满意或“够用”的程度仍然很遥远，但万事俱备，只欠创新者施展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新组合”。例如，英特尔微处理器已于年11月正式面市；其改进版本，最终用到牛郎星的也于年4月发布。自其诞生以来，微处理器就一直在寻找合意的应用途径。可以说，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也是这种努力的诸多尝试之一。再比如，基尔代尔等人自年开始琢磨微处理芯片，并试图为其编写程序。最终，基尔代尔为微机编写的CP/M成为IBM携手微软之前主流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而且，早在年，达特茅斯学院的两位教授用美国科学基金会的拨款研发了BASIC，旨在“为了用更好的方法向学生介绍计算机”，当时的主流语言是FORTRAN，速度慢、费力、复杂，主要用于科学计算，而BASIC学起来更容易。再次，个人计算机的诞生与计算解放运动不无关系，“尽管Altair发布于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20世纪60年代文化变革的产物”，“它在反正统、反战争、反学科、支持自由方面的立场可将其基因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自6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先锋人士开始探索、提倡进入个人计算市场，热衷于将计算机知识传授给大众，“尤其是小孩子能了解这些机器”。长期以来，发烧友们憎恨分时模式，以及分时体制中的“白袍祭司”——“身着白袍”游走于机器和普通人之间的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等，“将计算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人民计算机公司》呼吁，“计算机曾主要用于对付大众，现在它该用于服务大众了。”第四，与很多产业相似，计算行业的在位大企业在个人计算机这件事上表现得迟缓、“步步惊心”。假如惠普的决策者认真考虑了沃兹尼亚克的提议，苹果电脑只会是惠普的一个小项目或者小事业部；假如DEC把最小一款小型计算机的研发工作坚持下去——有人认为是因为它的CEO奥尔森对抗IBM的情结过重，所以，忽视了新浪潮的到来——它是可以成为第一家创造个人计算机的公司的。大企业在产业变革浪潮面前的保守是创新领域的重要课题，解释多种多样，案例也层出不穷，因为每次技术变革都会有大企业黯然失色，上演所谓的“创新者窘境”。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新产品的属性在一开始是模棱两可的，这与大公司的秩序逻辑、避免混沌相龃龉。这种逻辑的结论常常是，第一，因为模糊会带来混乱，所以在模糊面前持观望的态度为宜，例如，即使到了年代，即个人计算机诞生好几年后，IBM在打造PC时仍然无法明确它究竟是一个商用机器（BusinessMachine），还是一个家用机器，所以在设计时仍然是混搭的，既有电子表格、文字处理以及一整套商业程序，也附赠了《冒险者》游戏程序。假如它是家用机器，那与IBM的名头可是不相符的。其次，大企业在面对新的产品时，似乎难以摆脱克里斯滕森所说的“边际思维”，总是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资源，用现有的团队去研发，既有的生产线去制造，既有的渠道去销售，既有的团队去营销，因为这样做才是经济的、低风险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更要命的是，他们常常去问既有的客户，是否需要新的产品。惠普就是这样做的。它之所以拒绝沃兹尼亚克的AppleI，原因之一是AppleI不适合大规模生产。年初，惠普的一组工程师开始聚焦一个源自内部的计算机器项目Capricorn，后转为计算机项目。不过，由于对不满意，项目组于是向另一个部门定制专属微处理器。结果，直到年1月，项目成果才终于变成了产品HP-85，功能齐全、性能卓越，包含磁带机、打印机、显示器，但售价高达美元，因为它定位在科学专业计算机，没看到新的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实施产业政策的内循环经济体，如果想要促进创新，就应该谨慎地抖落手里的资金。如果只注意到大企业，那么这些钱基本上不太可能制造惊喜。经验表明，大企业毫不介意为了获得补贴而造一些与自己的产品策略和战略毫无关联的东西出来。第五，计算机的诞生，是国防需求直接拉动的。莫奇利关于电子计算机的设想，之所以会得到军方的资助，是因为弹道研究实验室的计算工作陷入了危机；而冯·诺依曼之所以会“掺和”进来，则是因为担任罗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顾问的他，正在思考原子弹设计中的内爆问题，后者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偏微分方差组求解。针对外部竞争的国防需求，常常成为高精尖的聚集地。然而，如果国防和军队是内向的，却很可能成为窒息创新的“金钹”。例如，乾隆年间将清战船样式大体固定下来，并用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等条规确定了样式和军费的分配。不仅如此，为了保持水师对民船的优势，还规定了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其出海时火器、粮草、淡水的携带数量，“这么一个循环，严重窒碍了中国的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个人计算机并无这样的背景，相较而言，它相当草根，和“伟大”两个字根本沾不上边。其最初的交付，不过是“一袋元件和安装说明书”；就用途而言，一开始，它不过是发烧友的玩具，只有很少数不那么正经的人，以不务正业的方式在捣鼓它，它的革命性和巨大潜力根本看不到苗头，否则，大企业们怎么会无动于衷呢？所以，毫不奇怪，泰德·霍夫也感到吃惊，“我对微处理器在PC上的应用也非常惊讶。我没有想到人们会仅仅为了业余爱好而买PC”。因此，伟大的创新，其起点、初心可能一点也不伟大。这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个问题，当我们以伟大来定义创新时，是不是有点南辕北辙？不过，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伟大的任务并不是伟大的创新的唯一源泉。一个志在实现创新的经济体，应该包容并不伟大的诉求。一方面，追求在外部竞争中实现优势地位，促进科学、工程、工艺进行目标明确、使命清晰的组合；另一方面，只要不危及优势地位，应该允许甚至促进这些高精尖溢出到普通用户，不问他们拿来做些什么。第六，个人计算机的诞生，让人看到“宽裕”的价值和必要。假如英特尔一开始就由安迪·格鲁夫掌管，它压根不会去做微处理器；假如基尔代尔在海军研究生院不仅要教书，还要完成各种各样的“研究KPI”，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写自己的代码；假如沃兹尼亚克在惠普过的是的生活，他应该不会——至少不那么快——设计出AppleI，可能只有很少的机会去参加家酿俱乐部的活动，除非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总之，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产业基础完备、有竞争力，尊重（至少不封杀）少数人的非主流诉求，宽裕而非过度的精打细算，推动高精尖科技的“平民化”应用，确保政策未被大企业操控，以及基于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而非为经济体内部的既得利益者服务而设定边界……即使是绝对的内循环，也有可能实现了不起的创新。个人计算机行业：从0到n七部曲微处理器诞生记：学霸“补考”，偶得时代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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